2023年6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进行第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务，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可以说，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永葆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的关键因素之一，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证明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并阐述的“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的关键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不断的创新中发展形成的。大学期间的马克思从康德、费希特的理想主义转向了现实，开始阅读黑格尔及其弟子的著作。在《莱茵报》工作期间（1842—1843），马克思更多接触并了解现实，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思考，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开始转向唯物主义。1843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创刊号上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1842年，青年马克思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写道，“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这种哲学与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理论创新的思想，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成熟过程。
1843年10月流亡巴黎后，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从哲学之外的新领域进行理论探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和共产主义学说。流亡布鲁塞尔后，1845年春，马克思完成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确立了实践的观点。在与恩格斯的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唯物史观，完成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超越。由此拉开了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指导革命活动和理论研究的序幕。
就在同一时期，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9世纪30—40年代，欧洲三大工人运动爆发，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然而三大运动都遭到了镇压，教训深刻。因此，创立一种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革命理论成为工人阶级的迫切需要。1847年12月9日至1848年1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党纲——《共产党宣言》，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1850年代开始，欧洲资本主义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阶级对立的形势缓和，工人阶级政党纷纷成立，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社会思潮纷纷涌现。1875年，德国柏林大学的欧根·杜林以“社会主义的行家或改革家”自居，极力推行所谓的“新社会主义”理论，然而其实质却是在变相扼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对杜林主义进行批判，不仅是理论发展的需要，也是革命现实的需要。1876年至1878年，恩格斯完成了《反杜林论》，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对杜林主义进行了批判，第一次全面、系统而又深入浅出地将马克思主义呈现在世人面前，加速了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转化为行动指南，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新回归正确的方向和轨道。1880年，恩格斯从《反杜林论》中摘录若干章节编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支持和理论支撑。
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中形成的。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说明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态度。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讲到：“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在《〈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中，恩格斯讲到，“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887年，在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写到，“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也不止一次地强调要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列宁讲到，“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在《我们的纲领》中，列宁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它与具体实际密切联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不断的创新发展中，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指南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的关键。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二、百年党史：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并且高度重视理论指导和理论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所强调，“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能够领导人民完成中国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命力，使党掌握了强大的真理力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然而，在迅速建党的过程中，理论准备却不充足，很多党员先入党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投入斗争实践而无暇顾及理论研究。不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能理论创新，教训是惨痛的。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前，党内相继发生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左”倾盲动错误、“左”倾冒险错误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国革命经历了两起两落，即工农民主运动的兴起（北伐胜利）和大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运动的兴起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左”倾路线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损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战略转移。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中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国革命的实践智慧进行了理论总结，是中国革命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同志高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实际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不自觉地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1945年，党的七大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空前统一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巩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了“第二次结合”，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一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及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抗美援朝取得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两弹一星”研制成功，“四个现代化”提出，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等。在探索之路上，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因此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必须发展新思想、创立新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科学发展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决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提出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即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三、“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根本遵循
2020年9月17日，到湖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岳麓书院，注视着讲堂上的“实事求是”匾额，久久凝思。约两千年前，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曾写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记述古人敬畏历史、敬畏文化、古镜今鉴、探求真知的传统。一百多年前，青年毛泽东常到此参学，思索“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曾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十几个人走到今天，发展的道路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在近代中国丧失文化自信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寻到马克思主义，用以唤醒沉睡的中华民族，激活蒙尘的古老文明。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重大论断，其中，“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坚持理论创新，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历史经验证明，能够紧密结合实践推进理论创新时，党和国家的事业就充满生机活力；若是理论的发展落后于实践，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我们推进各项工作，要靠实践出真知。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中的原则，依然可以运用在分析和解决现实的问题，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理论，新理论再应用于指导新的实践。
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认识中国具体实际的一个关键。矛盾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唯有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抓住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正确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党内“左”倾思想，使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转移到阶级斗争上，导致“反右倾”扩大化，以致酿成“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都是由于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能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原理所致。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以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此外，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人类社会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共同问题，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也都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重大课题，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给我们提出的新考题比过去更复杂、更难，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交答案。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沿革和实践要求，在新一轮科技变革、全球经济发展大格局和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深化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规律性认识，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命运比较和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现实考验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全面系统地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理念、有效对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为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坚持理论创新，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当前中国最大的具体实际之一是，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了五千多年的历史实践验证。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历史长河中自强不息、砥砺前行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孕育了丰富的思想：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等。以这些思想为指导，形成了丰富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如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选拔制度、任用制度、考课制度、奖惩制度、薪俸制度、致仕制度及科教文卫制度等。在这些思想和制度的支撑下，中国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效仿。这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智慧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两个结合”的理论成果和时代典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切合中国具体实际，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底蕴的基础之上，以此来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思想，产生了强大的领导力、凝聚力、向心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厚重的思想理论基础。因此，必须教育引导全党全国更好学习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
四、“六个必须坚持”：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理论创新的“六个坚持”，既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也是进行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
坚持人民至上，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和人民群众观点的高度凝练概括，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的承传与创新。自从《尚书·五子之歌》记载“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中华民族便在经典文献中明确人民群众在国家发展中的根本地位。此后管子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呼吁“得民心者得天下”，荀子主张“民贵君轻”，先秦“民本”思想在社会变迁中得到充实和丰富。历经时代更迭，董仲舒提出“天立王以为民”，顾炎武主张“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黄宗羲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直到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政治主张，传统民本思想体系更加完善。①中国共产党人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始终以人民群众为社会实践的主体、社会物质财富和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以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人民维护自身根本利益而由其中先进分子组成的政治集团，坚持来自人民、植根人民，贯彻人民的意志，忠实为人民服务，紧紧依靠人民去创造历史伟业。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无论是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不源自于人民的智慧、人民的探索、人民的创造。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必须走好群众路线，决不能闭门造车、坐而论道、流于空想。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注重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提炼出新的理论成果，着力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亿万人民心中，成为接地气、聚民智、顺民意、得民心的理论。
坚持自信自立，是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和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精神的继承和发扬。③“群经之首”《周易》承载着“大道之源”，开篇就讲乾坤之道给予人们德能修养的启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源于自信，厚德便是自立。中华民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发现了宇宙人生的真相，明了人的潜能与天地一样无穷无尽，对于创造美好生活充满信心；同时师法自然不断掌握规律，培养起方方面面的能力、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以文字典籍记录流传、指导实践，进而实现5000年文明发展绵延不断。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集音、形、意三者于一体，即使读音发生变化，但形象相对稳定，后人始终能够通过形象理解大致含义；文言文是古人创造的伟大文化工具，将文言和语言区分开，语言习惯会随着时代风俗发生变化，而落在书面的文言格式永恒稳定，含义不会出现偏差；而典籍经历了石刻、木雕、竹简、纸张的发展，将老祖宗最为厚重的人生智慧、治国大道、宇宙真相等无价之宝原原本本地保留下来。有人为了文化创造殚精竭虑，有人为了弘扬文义历经磨难，有人在前人的基础上阐弘微细、钩深致远，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赓续接力创造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今天，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我们必须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孜孜以求中华文明资源宝藏，汲取中国人世代相传的理念、智慧和方法，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坚持守正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革命性、批判性特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庸之道”“革故鼎新”理念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结晶。《中庸》开篇论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理论创新所守的“正”是正道，所“创新”的是形式。在守正创新的发展道路上，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国古人还强调经权、常变的智慧。“经”与“常”为根本原则，是普遍性、绝对性、统一性的客观规律；而“权”与“变”是结合非常情况所采取的特殊对策或临时性、应急性的措施，应时制宜、因地制宜。④在这种智慧的指引下，中华民族不仅始终追寻真理、百折不挠，同时在变幻莫测的世事变迁中运用规律、创新创造，让古老的文明之树上开出时代之花、结出常新之果，朝代更迭始终保持正道不偏，以真理指引创造，以创造丰富真理。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中庸之道，顺应时代发展革故鼎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下实现新中国发展道路的自我探索，在“坚守正道、追求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找到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以“刀刃向内”的无比魄力，带动国家日新月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礼记・学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危险和机遇并存，14亿多中国人民需要近1亿共产党员带领前进，任重而道远，只有不断学习科学理论，才能守住正道人心；只有建立完善的认知体系，才能抓住机会开出新局。
坚持问题导向，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通过“仰观俯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而坚持问题导向，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⑤上溯至伏羲设卦，“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周易·系辞》），通过长期观察思索，将天地万物存在的矛盾本质以阴阳两爻模拟表现，以六十四卦推演万事万物运动发展的规律，归纳出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客观规律，为中华先民以及后世子孙提供趋吉避凶的智慧。随后，“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国人不仅博学天文地理，更将其中规律掌握在手中，主宰自己的命运，创造自己的生活，在时代洪流中找到自己的出路。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问题是矛盾的外化，是事物内在矛盾运动的外在呈现。而“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⑥今天，我们已经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及时科学解答时代新课题。我们推进理论创新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坐在象牙塔内的空想，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实现真理、检验真理。
坚持系统观念，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和观点，更是中华民族取得全方面成就的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自伏羲设卦分晓阴阳起，华夏先民就将自然与人类社会活动、宇宙秩序与社会规律紧密结合起来，从“象”“数”“理”的关系对事物的关联性进行分析。⑦随之发展而来的中医理论更是充分展示出这一系统观的重大作用，从天、地、人三者整体关系出发，强调人自身是一个整体，同时也与自然为一体，运用五行与人体活动的内在联系，通过阴阳协调，采取辨证施治的办法来化解各种疾病。这些关于疾病和治疗的认识同样可以用在对国家治理层面。《韩诗外传》中以十二种疾病比喻国家中出现的十二种问题，以人需贤医比喻国需贤臣，⑧所谓“上医医国，其次下医医疾。夫人治国，固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乱者、国之病也。身之病待医而愈，国之乱待贤而治。”（《潜夫论·思贤》）《孙子兵法》是古代军事家关于军事工程系统的战略战术思想，而掌握兵家思想不仅可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同样可以凭借整体思维的高度安邦兴国、经纶天下。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吸收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容，始终把坚持系统观念作为重要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十八大以来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⑨坚持系统观念，要求我们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既要体现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整体、发展的观点，又要体现系统论关于结构、功能、开放的观念，⑩从而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新时代中国的理论体系。
坚持胸怀天下，本来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古老文明内在具有的雄浑气魄，更是站在人类立场而诞生的科学理论的广阔格局。1925年12月16日，郭沫若先生在《洪水》第一卷第七号上发表了《马克思进文庙》一文，文中写到：孔子正和三位得意门生“在上海文庙吃着冷猪头肉”，只见有人抬着朱红漆的轿子闯进来，轿子停下，走出大胡子马克思。两人经过一番交谈后，马克思感慨道：“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一位老同志！”⑪马克思之所以认下这位“老同志”，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孔子的思想有很多契合之处，尤其是马克思理想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与孔子憧憬的“大同世界”不谋而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大成者孔子，西方哲学思想集大成者马克思，虽然身处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但却代表着东西方文明殊涂同致的发展趋势。数千年来，人类优秀文明共同描绘出百万年发展史不断追求的幸福彼岸。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人走上了岔路，有些人走了回头路，有些人犹疑不知所往，有些人被动跟随他人，而有些人百折不挠、坚毅向前……社会主义发展五百多年来，经历了空想的三百多年，才等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又经历近一个世纪才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二战之后兴起的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东欧剧变”中或改旗易帜、或止步不前，只有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历史长河中看待文化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功能，在时代大潮中把握文化引领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发挥文化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价值，⑫引领中国凭借世界第二位的综合国家实力，不仅对内持续提质增量、改善民生，更注重对外维护和平稳定的共同发展环境，视全世界为一家，尽己所能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国家和民族，由“协和万邦”的和合智慧发展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诸多方案，践行“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理念携手世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致力于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为实现人类共同理想蓝图汇聚所有优秀文明的磅礴伟力。
如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已经开启。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深刻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在新的征程上，不能僵化教条、搞本本主义；不能崇洋媚外、搞拿来主义；不能数典忘祖，搞虚无主义；不能刻舟求剑，理论脱离实际。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抓住主要矛盾，把握发展大势，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